原标题：徐兆仁：功力、视野、理论——当代历史研究学术创新之本
摘要：当代历史学研究能否不断取得学术创新，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即学术功力、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学术功力包括研究者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史料搜集和掌握、历史知识贮备、语言文字运用、分析和批判等专业能力；获得和运用整体视野、多元视野、比较视野和跨学科视野，即可为学术创新奠定牢固的根基；史学研究实践推动史学理论的突破，总结并提炼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望带来历史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
视野理论突破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而自古以来尤以史学一门得天独厚。中国史学史料浩瀚，研究成果丰硕，学人虽皓首穷经，亦未能尽其万一，长有望断昊海涯际之叹。学术研究虽贵在创新，而创新之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传统与现代、中土与外域学者治学状况，我们发现，虽然历史研究治学门径各异，学术创新理论方法不同，然究其根本，质其关键，实不出功力、视野、理论三者。
一、功力
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注重学术积累的学科，多数历史学家之所以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都离不开扎实的历史知识，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力。
为了获得这种学术功力，那些最后成功的历史学家们都是坚持走博通之路，日积月累，在学术上打下宽厚而坚实的基础。他们在古文献和外文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广泛涉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继而充分占有研究材料，逐步加深知识积累，从而形成广博、厚重的学术优势。
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特别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例如，他为了撰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史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既博览群书，又善于抉择。经删繁去复，选取190余条，最后写成文章也只有2万多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依据典籍220余种，该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例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声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他坚持广泛搜集正史、杂史、金石、碑刻、方志、档案、文集、诗赋、画谱、题名录、语录等史料，然后进行深入考证，认为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也”，陈垣因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而该作从初稿到最后定本，历时18年之久。
陈垣先生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广泛搜集挖掘史料，披沙拣金，终于掌握了大量的、新的宗教史料，并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研究方法的造诣，开拓了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崭新途径。[2]其学术研究之沉潜深入，厚积薄发，常人难以想象，也少有匹敌。
历史学家邵循正熟谙英语、法语，懂德语，通意大利语、俄语，学过波斯语、蒙古文，略知突厥文、女真文、满文，他直接将蒙文资料《元朝秘史》、波斯文资料《集史》与汉文资料《元史》和法、德、英等欧西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和参证，发现《元史》存在的缺憾；在中国近代史方面，他十分重视晚清、民国私人笔记内保存的近代史料，并还因此推动组织编辑《近代中国史料笔记丛刊》。[3]正因为在史料挖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邵循正在研究中才能够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决前人无法侦知的问题。
一个学者的知识体系，往往决定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深度，因此非常有必要形成完善知识体系，形成深厚的知识积淀。中国学者中，陈寅恪、王国维、钱穆、吕思勉等许多史学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4]，他们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拥有一般人所未能具备的优势。[5]通过对上百位垂范当代史家生平治学状况[6]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在少年时代接受严格的国学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如经学、小学、史学等有坚实的基础；青年时代接受西方学术的训练，具备多个学科的扎实知识。他们学术根底深厚，其中不少人还精通多种外文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起点上优于一般学者，也比现代人从20岁左右开始学习史学的起点高出许多。正是因为拥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体系和广博的学术积累，从而决定了他们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学术功力乃至学术水准的考量，以往有许多不同的概括。其中，“史家四长”之说，比较被大家所认可。总结和分析其中蕴含的要素，可以证明重视学术功力对于史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创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史德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论著《文史通义》中，专门论述了史德问题，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7]。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就是史家的史学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品德[8]，特别是史家治史的客观立场和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章学诚对于史识—史德—心术内在联系的阐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9]历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史实永远是历史学的基石，也是历史学存在与发展的生命之源。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等，都是历史学家史德的具体表现。如果学者无德，或歪曲事实，或另有所图，或党同伐异，或掠人之美……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无济于事。真正具备优良品质的历史学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探索，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
历史学家周一良指出：“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认为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处，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以上所说，似乎陈意甚高，却又像老生常谈。我自己则心向往焉，而愧弗能也。”[10]由于历史学家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他们的思想以及著述无不受到时代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真历史就是当代史”[11]、“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2]等命题有其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德作为历史学家的根本素养具有不可须臾忽视的重要性。历史学家贵在实事求是，重在据实而书，民族性必须统一到科学性的高度，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所有论著必须坚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3]的史料运用原则，坚决反对捏造和歪曲历史；不隐恶，不虚美；不发违心之论，不曲学阿世，不卖论求荣；追求真理，无畏无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保持历史学家高尚的道德操守，以捍卫历史科学的尊严和价值。
(二)才、学、识
史才、史学、史识被称为“史家三长”，后来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加上史德，概括为“史家四长”，[14]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叙述事实、记载言语、撰写文章、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等历史编纂方面的才能；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历史知识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指的是史家独到的见解、观点、品质和精神。[15]唐代史家刘知畿在回答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问时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16]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不刊之论。
在古代中国学术传统中，衡量史学水准高下的尺度，是历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和考证史料的严谨。历史学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问，讲究言必有本，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浮夸，研究者必须花大力气掌握第一手史料，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就是详尽地占有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坚持从事实出发，一切面向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