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长期向非西方社会蔓延，造成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学术界的自我歧视，导致其失去文化创新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使其没有自己的知识、只能讲西方知识，没有自己的话语、只能讲西方话语，没有自己的价值、只能持西方价值。因此，有必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吹捧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模式的复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使西方社会难以看清自身的种种乱象，又将其“普世价值”强加给非西方社会，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都应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如果一味诋毁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追捧西方“普世价值”，最终只能是就范于西方中心主义，同时将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一并复制过来。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权利，同时也应理解包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与主张。人类社会应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跳出来，构建多元交融、互为参照的价值体系。只有这样，不同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继承发展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看清自身发展中的问题。为推动世界各国相互尊重、互联互通、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帮助人类社会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辖制、走出或避免复制“西方之乱”、实现多元发展的一剂良方。
(韩 震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罔顾西方之乱的原由(思想纵横)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一些西方人欣喜若狂，“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但进入21世纪不久，西方的“气数”就出了不少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离欧盟、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欧洲难民危机等接连发生，加之社会阶层对峙、孤立主义蔓延、民粹主义滋长，这些都让西方社会“很受伤”。面对种种乱象，西方人却大多沉默了。为什么西方人在看西方之外的问题时“目光如炬”，但面对自己身边的乱象时却出现了“灯下黑”现象？
维护既得利益的立场使然。任何人都有其立场。不管西方人如何标榜客观、中立，但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他们是不愿意正视“西方之乱”的。二战后确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利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难言公平正义。基于这一秩序的发展模式表面上是让整个世界都有收益，但实际上西方的收益更大，而且西方的收益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征收“秩序税”基础上的。尽管近年来出现的“西方之乱”让西方获取超额收益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但其获取收益的绝对值依然在增加，西方社会总体实力与地位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西方人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对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而是拿出放大镜四处寻找“敌人”“异端”和“替罪羊”。诸如全球经济下滑是因为中国不负责任让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争端源于中国商品的低价对外倾销，非西方移民增加是造成西方社会秩序不稳的罪魁祸首等，这些都是他们的老生常谈。
双重标准导致思维混乱。观察评价西方是一套标准，观察评价西方之外又是一套标准，这是很多西方人惯用的伎俩。当西方之外的世界发生某一问题时，他们就会上纲上线：这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要出现的；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表明体制问题积重难返，是社会价值观的大溃败。当年，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充其量只是采用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成功，但西方人管中窥豹，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失败。而当西方社会发生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标准又变了：零星样本不具有分析价值；系一时情绪失控的突发事件；虽然危害较大但无关制度，更无关价值。甚至还创造出一个新概念“黑天鹅”，把明明是由西方社会制度缺陷所导致的必然性事件称为不可预测的罕有事件。面对“西方之乱”，西方人又玩起了双重标准。
被意识形态遮蔽而执迷不悟。古希腊哲学有“洞穴假象”之喻，意指人一旦被某种观念体系所控制，就会把该观念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幻象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真实的世界反倒视而不见。很多西方人就是走进了自己制造出来的“洞穴假象”而被“洗脑”。在“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的遮蔽下，西方人看到的所谓“事实”往往是剪裁过的事实，甚至还有很多属于想象的事实。比如，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作向西方看齐，就是很多西方人一厢情愿的想象。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西方人对“西方之乱”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还颇为自得时，不要以为他们是装出来的，很多人确实是很真诚地这么认为的。比如，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多西方人不去反思经济泡沫化和贫富差距悬殊背后的制度弊端，反而看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巨大弹性”。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让西方人的执迷不悟越陷越深。
西方人为何罔顾“西方之乱”？西方有句谚语，“如果你手中拿着锤子，那你看什么都是钉子”。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在“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思想麻醉下，西方人对“西方之乱”不仅视而不见，甚至都不愿意去看。(辛 鸣)
西方左右翼学者话语权严重失衡(当今聚焦)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暴恐事件频发、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暗流涌动，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但西方社会对此却并不自知。这是为什么？从学术界来看，西方左右翼学者的话语权严重失衡，一些偏颇的思想舆论缺乏有效制衡，是一个重要原因。
右翼学者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知而不语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之乱”的导火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为解决国内矛盾，一些西方国家打着反恐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了阿富汗和中东一些国家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国家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国家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裂。
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严重性，尽管世界各国有目共睹，但西方右翼学者仅仅将其原因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或技术发展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没有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当前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正在演进的阶段”，走出危机是早晚的问题。
众多西方右翼学者对“西方之乱”视而不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自我优越感作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区冲突的发生，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任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西方社会乱象的声音，都是西方右翼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激进运动的力量过于弱小。近些年，除“占领华尔街”等零星运动之外，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有组织的激进运动。此外，西方国家面对着恐怖主义等外部压力，这减缓和转移了其国内斗争的压力。这些情况给西方右翼学者造成了可以高枕无忧的错觉。
少数西方右翼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西方之乱”，但他们看破却不说破，宁愿选择知而不语或者含糊其辞。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政治投机。有的右翼学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他们依附于政党、政府和政客，专门为现行政策作辩护。二是利益代言。有的右翼学者依附于跨国企业、大型财团，甚至本人就是企业家或大企业的股东，为现行政策鼓噪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是避免政治迫害。西方国家尽管标榜民主自由，但实际上难以容忍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这导致有的学者不敢就现实政治问题发表真实意见。
左翼学者要么势单力薄，要么开错药方
“西方之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西方之乱”的症结所在，对这些乱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揭露。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和大卫·科兹都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视为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生存危机的根源。又如，在政治领域，有的左翼学者对西方金钱政治的虚伪本质进行了质疑，认为西方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民主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工具。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之乱”的揭露和批判，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势单力薄，声音自然微弱。在当今西方国家，左翼学者的人数本来就少，有重大影响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他们的声音难以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更谈不上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还应看到，西方左翼学者大都没有切实可行的变革方案，“未能缔造出超越社会—民主党派的党派和社会运动”，也没有深度参与工人运动，因而不能为群众利益发出呼声。“作为纯粹的理论家他们是无齿的老虎，只有舌头”，无法凝聚改变现实的力量。
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比较深刻，如法国学者德里达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历史终结论”进行抨击，认为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早已千疮百孔，必然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所取代。但他们对令人不满的危机提不出可行的出路，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也开不出真正管用的“药方”。比如，德国学者萨拉·萨卡等人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用，转而运用生态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则干脆将资本主义终结的希望寄托于生态灾难。其实，肇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未过时，其基本思想和观点仍然是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依据。试图靠生态学方法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西方之乱”，甚或寄希望于生态灾难，显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冯颜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