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默克尔与科尔和他家庭的芥蒂也由此埋下。2000年1月18日，科尔发表声明正式辞去党内领导职务。2001年6月，科尔第一任妻子汉内洛蕾在家中自杀身亡。科尔长子瓦尔特至今仍认为，默克尔将他的母亲视为权力斗争的附加品，完全无视她的痛苦，汉内洛蕾选择自杀是由于经不住好友默克尔的背叛。
2000年4月举行的党主席选举中，默克尔当选了基民盟史上第一位女主席。尽管与“政治导师”间的裂痕难以修补，但默克尔在此后担任反对党领袖的数年里仍每隔一两个月，就前往科尔住处与他见面，特别是出国访问或遇上关于欧洲话题的时候。
不想当领导者的领导者
2003年2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把仍是德国反对党领袖默克尔的文章刊登在民意论坛上，文章标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会触碰到什么，我们必须经历它。”而这也是在风险面前，默克尔时常告诉幕僚的话。
默克尔在文章中阐述其“永远不反美国，永远不反欧洲”的想法，并指责时任总理施罗德不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立场，将导致德国外交可能会陷入困境，脱离于西方价值联盟，并与美国形同陌路。
“德国何去何从？”默克尔曾多次在保守党集会中如此呐喊。曾长期近距离观察和接触默克尔的斯蒂凡·柯内琉斯认为，在东德生活了35年的默克尔，自由位居她的“价值刻度的最顶端”。而美国在默克尔眼中，也是值得捍卫的西方价值堡垒。
2009年11月3日，已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受邀到美国国会向参议院和众议院发表演讲。这是除了二战后首位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外，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德国总理。在这场演讲中，默克尔提出了“负责任的自由”。她说，“共同的价值基础引领欧洲人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并团结起来。这是一幅共同的图像，由人类及其不可剥夺的尊严组成，也是对‘负责任的自由’所产生的共同理解。”
区别于科尔对美国的心存感激，“负责任的自由”是默克尔向美国释放的平视信号。但斯蒂凡·柯内琉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默克尔与科尔在价值观上并无差异。两人都将泛大西洋关系视作德国外交的核心，对默克尔来说，美国、欧盟及以色列就是德国外交的基石。
然而，令默克尔意想不到的是，西方价值堡垒是在内部被攻破的。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时，德国政府完全没料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公布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分别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和113%，远超欧盟所规定的3%和60%，全球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同时调低了对希腊主权的信用评级，引发了希腊乃至欧洲的债务危机。此后，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也先后被标准普尔降低了国家信用评级。
欧债危机让默克尔和德国政府深陷迷雾，2010年11月她还曾幻想迷雾消散的一天即将到来。直到2011年中，她才开始比较明确地谈起危机的起因和效应。
斯蒂凡·柯内琉斯曾对默克尔如何在短期内学习应对这场危机有过细节描述。默克尔会向身边的几位专家求教何谓空头、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债务担保证券等。德意志银行总裁约瑟夫·阿克曼还曾借用昂贵的红酒，为默克尔上了一堂经济课：如果某人的地下室里有500瓶红酒，每瓶值1 000欧元，但他却以100欧元的价格卖掉了其中一瓶，那么其余红酒的价格也必须跟着一起下调。
默克尔知道，同为欧元区国家的希腊已无法通过发行新货币或让货币贬值等传统的手段来应对巨额债务，而希腊一旦破产，其他国家也将爆发“多米诺效应”。这绝不允许发生。
但对于欧盟内部提出的直接资金援助方案，默克尔极为谨慎。经过一个周末的思考，她才有条件地同意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一是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二是满足改革措施，才给钱。
“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你们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12月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上写道。这番话出于“宿敌”波兰人之口，足可见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力。
要建立“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在二战后曾一度是德国和欧洲热议的话题。在欧债危机期间，这一命题再度浮出水面。
欧洲国家对德国的忧虑源于历史上这一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两度发起大规模战争。曾饱受战火之苦的国家担忧德国强大后会否再度主导欧洲，强制别的国家执行它的意志。德国政府和议会政治咨询的智库成员、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玉洁(Gudrun Wacker)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其实并不情愿扮演任何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不愿意接受德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非常小心。”
对默克尔而言，她不愿意将德国带回到沉重的战后制度中，而是希望以自己的外交实践重新定义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欧债危机给了她机会。德国在统一后就开启的改革，以及前任施罗德推动的旨在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议程”也让德国人在危机到来前做好了充足准备。
但默克尔不喜欢德国被视作“出纳”，她知道欧洲是德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也正因如此，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她并不满足于妥协的“输血方式”，而是主张要构建一个名为“稳定联盟”的新欧洲，要建立起包括“共同的经济政策”在内的4根柱子。
默克尔的改革意愿最终没有转化为欧盟成员国的统一行动。但她的坚持也有所得，希腊等债务国如今必须承诺实施改革措施才能换取新的救助。而德国人克劳斯·雷格林也由德国政府推荐担任新成立的欧洲稳定机制第一任总裁，德国将继续影响着欧元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与推进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斯蒂凡·柯内琉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管理欧洲是对德国政治而言是一个持续的要求，永远不会停止。它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国家需求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点。欧洲各国对欧盟态度不同，而德国的战略目标又是确保欧盟不再分裂。
“后政治型”政治人物
2017年，德国此轮大选进入冲刺阶段，默克尔的对手、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仍不忘每天写上一页日记。2月17日夜晚，他在印有德国储蓄银行的黑色皮革日记本上写下对自己所在政党支持率大涨6%的分析：“这是一个趋势，但我怀疑能否持续。因为这样的变化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
事实确实如此。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始终保持着对社民党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即便在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期间，舒尔茨也不愿意进入内阁。因为他担忧一旦当上部长，就难以与执政党进行完全的利益切割。在他看来，领导德国长达12年之久的默克尔有许多值得被人诟病之处，其中就包括居高临下的姿态。
和舒尔茨不同，默克尔不写日记，也不写电子邮件，只用iPad来查看新闻、 股市行情以及视频。斯蒂凡·柯内琉斯在采写关于她的传记时，只能通过翻查她的行程资料来了解这位神秘的政治人物。
在接触中，斯蒂凡·柯内琉斯注意到默克尔有很强的记忆力，思路清晰，学习能力很强，“她完全清楚她正在做什么”。
斯蒂凡·柯内琉斯了解到在第二个总理任期内，协助默克尔制定决策的顶多有10个人。默克尔和决策圈形成了一个隐秘的“堡垒”，“只相信她的直觉、她的洞察力以及忠贞追随者的建议”。斯蒂凡·柯内琉斯由此联想到总理府内部运作和她出身的牧师家庭如出一辙，外人难以进入。
和科尔、施罗德时代相比，默克尔在总理府中显得孤独。基民盟中的老一辈被冷落在旁，而她选择绕过党内的层层机制，直接与基层沟通。
更让党内老人难以接受的是，默克尔在执政的12年里，不断吸收左翼社民党、绿党的政策主张。譬如吸收社民党部分主张，更加关注底层民众；又如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宣布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
尽管面对党内压力，但默克尔在历次大选中也不断尝到甜头，成功吸收了部分来自社民党和绿党支持者的选票，其背后的原因则在于德国具有极大比例的中间派选民。
根据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9月发布的调查结果，80%受访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中间派，这个比例远高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的中间派比例。这也是为什么当基民盟党员要求汉堡市长肖尔茨为今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发生的骚乱负责时，默克尔会给予了这位来自社民党的市长大力支持。
有熟悉默克尔的幕僚形容她是完美的“后政治型”政治人物。在德国严谨规范的政治体系下，意识形态强烈的政客难以立足，而默克尔不预设立场、不僵固于信念、灵活有弹性并耐性等待时机的表现，让她在德国政坛中游刃有余。
一位熟悉德国政坛的中国外交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默克尔很务实，且小心谨慎，从来不对重大问题首先发表意见。这位不便具名的外交官称，“在难民问题上，她却冒了尖了。”
2015年9月上旬，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战乱地区的难民经由土耳其辗转到匈牙利，希望能由此通往德国。匈牙利的防线很快被突破，重压之下，默克尔终于松口，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打破《都柏林公约》，接纳滞留在匈牙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
但就在两个月前的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面对一名巴勒斯坦13岁女孩丽姆关于“我要留在德国”的恳求时，默克尔仍一脸严肃回应，“有时，政治就是很残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有成千上万人。如果我们说‘你们都来吧’‘你们都从非洲来吧’，我们将无法承受。”
默克尔态度的转折也许与9月2日叙利亚3岁难民溺亡事件被曝光后相关。小难民伏尸海滩的照片极具冲击力，也刺痛了许多德国民众。洞悉民意的默克尔随后也紧急改变决策。
但“敞开大门”的政策，一年内就为德国迎来了约100万难民。2016年德国科隆除夕发生的一连串涉及难民的性侵和抢劫事件，更考验着德国社会接纳难民的态度。
尽管2016年1月，欧盟与土耳其签订的难民收容协议生效，加之马其顿、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巴尔干国家关闭边境，但效果显现仍需一段时间。
而2016年9月在默克尔的“政治故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选举中，难民危机给默克尔带来的冲击却是十分明显。高喊反移民口号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选举中大胜，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得票滑落到第三位。德国选择党女党魁佩特里甚至宣告默克尔“已经完了”。
斯蒂凡·柯内琉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难民危机是默克尔执政12年来最严峻的一场考验。对她来说，关闭边境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使用暴力手段。但一旦关闭边境，则将有违相关法律和条约，也将导致欧洲单一市场崩溃。所以她做决策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她也花了半年时间推动与土耳其商议长期解决方案。
外界一直关心默克尔是否会在难民危机后顺势隐退，她本人也曾三度认真考虑过退出政坛的问题。对默克尔来说，高品质的生活，意味着在家里做菜，并且可以顺应家人调整自己的行程，但这些完全是奢望。她能为丈夫绍尔做的，就是放弃为总理配备的豪华官邸，与他住在郊区的小屋，假期时到超市里买菜回家煮饭。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0日晚，默克尔正式宣布再次参选，谋求连任。而就在12天前，她的好友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大选中败给了以“美国第一”为信念的候选人特朗普。
“她不愿意退休的一个原因，是特朗普当选了。”斯蒂凡·柯内琉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给西方世界和民主制度带来许多挑战。而此时如果德国的领导权发生改变，将给德国带来更多的不安。
斯蒂凡·柯内琉斯形容，重任在肩的默克尔已然成为了她领导的政党、德国选民和全球事件的“人质”。
上任不到一年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先后宣布退出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更为严峻的是，受到特朗普当选的鼓舞，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气焰不断抬头。
今年5月结束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后，默克尔心情显得有些沉重。她明显意识到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军费、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分歧越发凸显。5月28日在慕尼黑出席竞选活动时，默克尔称，“我们完全依靠别国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
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默克尔对德国人来说仍是不错的选择。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难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已经得到管控。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经济实力依然强劲，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失业率维持在3.7%的水平，尽管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不平衡问题远没有英美等国严重。皮尤研究中心今年9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多达86%德国人相信经济运转良好，较去年75%还要高。
斯蒂凡·柯内琉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12年的执政，默克尔成功管理了德国对外影响力的崛起，而让外界相信德国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同时也让德国成为了自由、民主、理性和法治等主流价值观的榜样，由此提升了德国的软实力。然而，德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必须与欧洲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在这方面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
在9月24日举行的联邦议会大选中，默克尔领导的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获得了33%的选票，成功击败了得票率仅20.5%的社民党。但令部分德国人感到忧虑的是，怀疑欧洲一体化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2.6%的选票，将在议会中掌握席位。
虽然成功连任，并有望和前总理科尔一样实现16年的长期执政，但默克尔在发表选后演说时表示，她原本希望有更好的结果，并承诺将倾听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选民的忧虑，要将他们给赢回来。
(本文参考书籍《默克尔总理：迈向权力之巅》《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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