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吃一种药,在香港买是44000块一个月,他吃不起,但在印度买的话只要5000块,可是不允许入关”和许多癌症患者一样,21岁的魏则西被查出身患恶性肿瘤后,在病友的推荐下尝试购买来自印度的廉价抗癌药,最终却被海关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寄希望于欺诈性医疗广告,最终因延误治疗,抱憾离世。印度抗癌药与瑞士原产药相比,差价高达数十倍。它之所以如此价廉,因为印度善于行使“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特权来批量生产仿制药。如今,哥伦比亚人也希望效仿印度,以强制许可的名义拷贝来自瑞士的进口抗癌药。
实际上,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价格服用同等疗效的药,是许多科学家投身药物研发的初衷,但药企的定价策略和专利政策却使这种努力无法兑现。瑞士抗癌药物的价格正在猛涨,某些药品的利润率上涨了80%。对于大众来说,如果医保体系受到如此昂贵的用药掣肘,那么治愈癌症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制药公司正竞相研发下一款热门的保命抗癌药,但民众和医保体系要为此承担多大的花销呢?瑞士抗癌药物的售价增长,始终快过新增癌症患者数量和全球健康保险支出的增长。
制药公司经常以研发需要巨额投入来为其高昂的药价进行辩护。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高价抗癌药物所产生的利润要远远高过可能的研发投入;而且几种最佳治疗方案的药物价格与研发和生产成本并无太大关联。一瓶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的生产成本在50瑞郎左右(约合人民币336元),而其售价为2095瑞郎(约合人民币14070元),是生产成本的42倍。生命无价,但药企的商业追求让这些救命药不能承受生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