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4日宣布，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张志军强调指出，此次会面双方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是双方商定的。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解决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完）
有一个很劲爆的消息：习总和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面！国台办宣布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不过很快就确认了，这就是真的！
虽然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是朱立伦，但马英九也算是党内极具影响力的上层人物；两党头面人物的上一次会面，是2005年4月胡锦涛会见连战（当时连战还是国民党主席）；再往前，就应该是1945年重庆谈判了……
时光飞逝，人生也如白驹过隙。转眼间，70年过去了。随着几代人的更迭，两个党派都走进了新的时代。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国共两党为了中国的未来与前途，在三封电报和三封复电后，商定举行会谈。中国共产党方面考虑到了赴重庆的各种可能和危险，但毛泽东还是以过人的胆略亲自参加了重庆谈判。
重庆的欢迎宴会上，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谈判开始后，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极大分歧，不过在民主党派人士及美方代表的斡旋下，最后还是达成了历史性的《双十协定》。
虽然，《双十协定》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会面，以及这中间发生的种种包括“李少石事件”在内的插曲，都注定了这次谈判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页。
新中国建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除了留在大陆建立民革的国民党人士，两党被一条海峡所隔开。不过，军事和政治上的对峙没能遏制两党的交流和接触。
当时还在英国手中的香港就成了最合适的中间地点。1956年，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函来到香港，通过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将写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的信转交给蒋介石。
看了信，蒋介石“长时间沉默不语”；时隔将近一年后，他又召回许孝炎并与之密谈，并最终决定派宋宜山赴京与中共商谈。在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进行合作的有关事宜后，宋宜山写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就放弃了这次机会。
1956和1957年，与国共两党的人物都有一定交情的曹聚仁来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接见了他。毛泽东表示了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而周恩来说：“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事后，曹聚仁向蒋经国通报了见面的情况，而国民党方面在“不中断接触又不表态”的方针下再一次漠视了中共方面的善意。
1965年，李宗仁回到大陆；与此同时，蒋经国乘船赴香港接上了曹聚仁并返回台湾，两人和蒋介石一起商谈了与中共谈判的“六项条件”。
不过，就在此事正在进行的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打断了国共两党的联系，也让蒋介石心怀顾虑；1968年，红卫兵炸毁慈庵（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庐），让蒋介石十分气愤，这一次的接触又无疾而终（后来经廖承志提议，中央拨专款进行了修缮）。
1971年，台湾当局代表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国际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两党商谈再一次提上日程。曹聚仁已逝世，年过九旬的章士钊为了民族大义主动请缨，却在香港病逝。
1975年春节，得到蒋介石授意的陈立夫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他还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表示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赴台。不过，此后没多久的1975年4月，蒋介石就去世了。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事情又一次耽搁了下来。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留学，后来还曾在莫斯科学习，那时与蒋经国是同学。邓小平主政后，两岸的协商之门再一次打开；沈诚作为蒋经国的密使多次赴北京探路，先后会晤了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两边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国民党“十三大”上，也将正式提出和决定两岸谈判的问题。可惜，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去世，他亲自推动的国共两党的再一次握手，也不得不遗憾地终止了。
值得一提的事，1992年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达成了九二共识，也就有了1993年的汪辜会谈；而汪辜会谈的地点，就是在新加坡。
为啥？新加坡是和中国建交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建交公报中写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当年的汪辜会谈（想想台湾部分人一直叫嚷的所谓“尊严”）。
顺便说下，世易时移，今日之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光耀2006年访华的时候就表示，新加坡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反对“台独”！
至于李登辉时代的那些事，就不用再多说了。连战曾先后以国民党党主席和国民党名誉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并与胡锦涛、习近平会谈；今时今日，就要看这次习近平和马英九的历史性的会面了。
